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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程序细节中管窥法治

  发布时间:2015-11-06 08:50:31


    据报道,10月22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中,由于上诉人郑某虚假陈述,被法庭当场判处罚款一万元。在4月13日郑某在沭阳县法院参加庭审,开庭前,郑某签署了如下保证:对法庭的询问保证如实回答,如作虚假陈述,服从法庭的制裁……(《人民法院报》2015年10月29日)

    曾有人认为宣誓并无太大意义,故对此持否定态度。而在西方影视文化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幕法庭场景:证人手按《圣经》或者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在法庭上保证已就自己所知事实陈述了全部真相;而在西方现实司法实践中,证人在法庭当庭宣誓则是其作证的基本程序规则。法庭宣誓虽然只是司法程序中的一个程序细节,但其所折射的法律文化差异,却值得仔细玩味。

    法庭宣誓最早源自于迷信与神判。在生产力水平和人类认识能力低下的初民社会,人们对超自然现象保持普遍的迷信和膜拜,对未知事物充满了恐惧,当人类的智慧无法解决人际冲突时,人们只能诉诸鬼神,人们相信神是无所不知的,只有神才能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人们害怕神会因为特定个人的特定行为而迁怒于人,故而人在神面前必须保持诚实和敬畏。当纠纷双方各执一词时,法官就会要求双方对神发誓以辨别其陈述的真实性。因此,神誓、火审、水审等便成为人类最早的纠纷解决程序,宣誓由此赢得神圣。

    法庭宣誓经历了宗教裁判的历练。曾对法律与宗教关系作过深入研究的美国著名学者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深刻指出,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对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性因素就是“末日审判”的基督教义,人们相信在世界末日到来之际,上帝将会对所有人灵魂进行审判,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公正法官,在上帝面前撒谎的人将逃不过末日审判。因此,人们在法庭作证都是要手按《圣经》宣誓,这是欲借助于宗教的力量,诉诸神作为事实真相的见证,强迫人们讲真话,不可作假证陷害他人。在中世纪宗教法院与世俗法院的竞争中,教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掌握着审判权力,并利用宗教影响强化法庭宣誓,试图通过强化宣誓来统一信仰。在当时的审判中,无论是书面证据还是口头证据都要在进行宣誓后提出,并对伪证要处以重罚。在中世纪宗教裁判的影响下,法庭宣誓又被打上了宗教仪式化的烙印。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科学与理性取代了宗教与迷信,人的主体性地位不断增强,在经历了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后,理性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人们凭借自身的主体意识和理性能力从上帝处重新夺回了对裁判的话语权,但宗教的影响却仍然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法庭宣誓的传统亦流传至今。

    在现代诉讼程序中,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法庭宣誓的科学性和诉讼价值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宣誓内容尽量淡化其宗教迷信色彩,法庭允许宣誓人根据其是否具有宗教信仰进行宗教宣誓或非宗教宣誓。宣誓的主要价值已经从实体面向转向程序面向,宣誓肩负着规范程序,加强宣誓者责任感的新使命,其目的在于借此法庭仪式的庄重性使宣誓人认识到证言的严肃性,唤醒证人内心深处对如实义务的理解和尊重,增强宣誓人陈述的真实性。法庭宣誓或者责令具结已经成为法定作证程序被世界各国法律所明定。如美国《联邦证据法》第603条规定:“证人于作证前应以宣誓或郑重宣言之方式宣示其将据实作证,该宣誓或郑重宣言应以促使证人唤醒良知及加深其负有此项义务之心理方式为之”。德国、日本、法国等国民诉法都确立了法庭上证人讯问、当事人讯问的宣誓程序,这些法律都要求,法官在讯问证人、当事人前应令其宣誓,誓词大多为:“我发誓,凭良心如实进行陈述,不隐瞒、不添加。如有不实将受到伪证处罚”。除非该证人或当事人是无宣誓能力人,或者宣誓可能导致其自证其罪,无正当理由拒绝宣誓或者拒绝提供证言或者宣誓后作伪证的,将会受到法律制裁。

    在转型时期的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社会诚信度整体低下,虚假诉讼层出不穷,当事人、证人虚假陈述司空见惯,法官往往难以相信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在此背景下,2015年我国新民诉法司法解释确立了证人出庭作证和讯问当事人的宣誓具结制度,即法院在证人作证前或者讯问当事人前,应当告知其如实陈述的义务及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并责令其签署保证书。

    有人认为,西方法庭的宣誓制度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而中国不具备西方那样的宗教文化传统,故而不适宜采用此项宣誓制度。中西方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别,也许确实导致了诉讼中诚信原则贯彻程度的区别,但这并不能成为拒绝宣誓制度在我国成长的充足理由。仅从誓言这个层面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念,社会生活中也有“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的道德宣教。从法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讲,我国民间长期存在古老的“赌咒”、“发誓”等原始意义的被主流观念所边缘化的另类“民间规范”,这种赌咒发誓源自于善恶报应的朴素意识,并形成独立的报应惩戒系统,其在社会中的纠纷解决作用不可低估。曾听一位法官讲过其在广东佛山某基层法庭经历的一个趣案颇能说明问题: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调解时,被告表示他将戒除赌博努力挣钱还债,请求原告同意延长还款期限,在百般保证不能取得对方信任时,被告忽然面向正朝着法庭的南海观世音菩萨方向跪拜,当即向观世音菩萨起誓,一定遵守承诺按时还钱,若违背誓言“断子绝孙、不得好死”,原告为此动容,最终同意达成调解。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台湾著名证据法学者李学灯曾经讲述过一个案例则更能折射中西方法律文化冲突下法庭宣誓的价值:当时英国在我国有领事裁判权,一位英国领事在审理一起杀人案时,一位老渔翁成为案中的关键证人,在依当地乡下方式发誓后,辩护人以该证人不信仰上帝为由反对其作证。经过长时间询问,老渔翁对上帝确实一无所知,但他信仰其他神,当问到如果说错了,会不会受到神的处罚时,老渔翁说:“神以慈悲为怀,我有应得之咎”,法庭最终许可他的证言。

    诉讼战场上总是充斥着各种真话与谎言,世上却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更没有全知全能的法官,在缺乏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当事人、证人陈述的真伪有时真的只有“天”知道。就此而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逐步推行本土化的法庭宣誓,让当事人、证人依凭良心宣誓,是一个值得大力提倡的尝试。虽然只靠道德约束或者仅靠法律约束都不能解决宣誓人的诚实问题,但法庭宣誓毕竟可以彰显司法程序的严肃性和神圣性,既延伸了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又发挥了约束证人、当事人的功能,更产生了威慑诉讼参与人的作用。在当下,宣誓可以穿越不同法律文化走进法庭,庄重的法庭空间塑造了程序与秩序,秩序与程序则又充实了法庭空间宣誓的符号意义,每一个进入法庭的人都被国家权力所“规训”,正如福柯所言:“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身体,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

    因此,每一个在法庭上参与“剧场表演”的证人、当事人都会通过宣誓接受神圣司法权的“规训”,接受程序和秩序的陶冶,塑造其客观冷静的精神品质,并通过这种言行把法治理念传播给社会一般大众,经过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借此培育现代公民的法治精神。法治大厦的建成、法治精神的成熟和法治观念的养成,需要像法庭宣誓这样的程序小杠杆去撬动。尽管只是点滴,尽管可能是“繁文缛节”,但笔者相信“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李敏    

文章出处: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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